ARCHIGRAM城市：给当代“韧性”带来可能性

全文将刊载于《建筑实践》027辑特辑：韧性城市，

预购请点击下图跳转了解详情：

经过2020年，城市的未来正处于未知状态中。随着当代科技的不断革新和人口的爆炸增长，社会进入了极速的城市化进程。全世界范围内，专家学者、建筑设计师，每个人都试图在“新常态”下寻找答案。

随之而来的是对城市规划框架的需求改变、对地球资源的加速掠夺、对环境气候的恶劣影响，加之经济危机与疫情因素，造成了人们心中对未来城市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状态下，建筑师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思考自己能为城市做什么——

面临突发事件，怎样的城市才可以被依靠？

事件之后，城市又如何保持其可持续性？

 “韧性”“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人们对城市“宜居宜业”以外的新期望和需求。只有不断提高城市的韧性，城市才能健康发展。

绘造社，《行走》，2020年，M+委约创作

© 绘造社

活跃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伦敦的建筑团体Archigram，由Warren Chalk、Peter Cook、Dennis Crompton、 David Greene、Ron Herron和Michael Webb六名建筑师组成。其极具前瞻性的主张，令公众对建筑及城市的想法为之一新。

那么，为何在数十年前，Archigram在完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就与如今的中国城市韧性遥相呼应？

在当今的发展背景下，我们又应当如何去重新思考、讨论Archigram所提出的城市理念？

60年后的今天，中国香港M+博物馆通过收藏和活动，重新开启了公众对Archigram的思考与讨论。《建筑实践》编辑部邀请了参与“M+思考：Archigram城市”及“M+寰遊×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Archigram城市”策划的王蕾与陈伯康老师，请他们分享对Archigram理念于当代适应性的思考。

ARCHIGRAM城市：

给当代“韧性”带来可能性

Contemporary resilience potential of 

ARCHIGRAM city

<<<

王蕾

Shirley Surya

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

Curator of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M+

陈伯康

Aric Chen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实践型教授

 Professor of Practice of College of Design & Innovation, 

Tongji University

AP / Archigram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展现的未来城市及其设计理念与中国最近提出的“韧性城市”十分相似。您如何看待这种“巧合”？

王蕾

这是个很好的观察。我认为这种“巧合”比较像是历史的“共鸣”,因为Archigram年代呈现的景象及中国当下的愿景，并非于同一时间想象出来的。

Archigram提出的理念关乎动态、可灵活增减，及某种“即时”的建筑和都市规划。该理念来自“太空时代”科技及电子产品的发展，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大众传播媒体和消费文化。虽然如此，Archigram提出的概念和策略一直在其活跃的年代和地域外引起回响，恰切地回应当代议题，这些确实都印证他们的意念前瞻未来，有先见之明。

另一种解释则是，尽管人类社会已历经数个世纪的蜕变，仍面对相同的议题及挑战，因此，过去所提出的理念和解决方法仍与近当代息息相关。

陈伯康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同我在Archigram 城市研讨会上的感受相关联。Archigram提倡一种更贴合时代的建筑，并以倡导“可扩展性”理念著称，这个概念被用来指代更适用于西方后二战时期快节奏消费文化的建筑及城市主义。如今，考虑到这种文化造成的生态灾难，它听起来几乎是一种异端邪说。 

但如果深入研究，比如观看我们在研讨会期间放映的一些Archigram当时的影片，会发现这个群体其实将环境破坏视为其批判的现代性的后果之一，这让我想到，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他们使用“可扩展性”一词的背景，它不单纯代指“一次性”文化，而更多的是适应性、灵活性，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韧性”的概念。当然，这在Archigram身上并不是那么明显，若称他们为可持续设计的先驱未免太过，但我认为，一些与之相关的要素或许是存在的，即使他们自己也无法阐释清楚。 

绘造社，《插接》，2020年，M+委约创作，

© 绘造社

AP / 您认为Archigram的理念与其构筑城市的方式的最独特和显著的特征是什么？这些想法的（社会/技术/金融/思想/政治等等）背景是什么？

王蕾 

其理念形成的背景固然重要，但事实上并非所有1961—1974年间的Archigram项目或构想都表现出一致或相近的想法。特别是，Archigram由6位各有颇为不同创作轨迹的建筑师组成。如果要说成员间有某种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社会的变化拥有透彻的理解，并深明建筑或建筑师该如何回应这些变化，致使建筑不会成为僵固的形象或风格，而是能够因应新技术、新生活模式、新社会风气而灵活改变并提供服务。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Archigram》杂志第一期，在其中可以看到Archigram如何强调建筑需要与“流动”“自由”“机制”和“未来主义”等宏观概念保持一致，这些是主导1960年代的文化、媒体、科技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Archigram》杂志第一期的简介中，有一句尤其重要的说明：“新一代建筑所具有的形态和空间，必须看似排斥‘现代’的准则，但实际依然保留。我们选择了避开正在衰落的包豪斯形象，它是对功能主义的侮辱。”你可领略到Archigram透过杂志尝试记录和提出新的建筑理念——它不一定排斥建筑层面上现代主义运动的价值观（即其对于社会发展的真正帮助），而是拒绝一种导致“僵化”建筑、复制风格的模型。

《Archigram》杂志第四期封面，1964年

© ARCHIGRAM ARCHIVES

以上是我认为Archigram最清晰的整体论述基础，而且我认为时至今日仍然有其价值──尤其在今天，建筑或设计很容易变得徒具形式，或者混杂各种僵固风格，而忽略与使用者及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就特定项目或概念而言，我认为Archigram成员彼得·库克（Peter Cook）所构想的“插接城市”（Plug-In City）和“即时城市”（Instant City）别具意义。我选择它们并非因其比其他成员的项目更优，而是我认识到它们最能与世界历史和当代实践产生共鸣，虽然方式截然不同。

库克于1962—1966年间探索的“插接城市”体现了对可灵活增减城市的信念，即如何编排和构建整个都市环境以使之改变、更替、再生。结构上，“插接城市”由不同部分的巨型结构组成，包括附在可拆卸的住宅单位或胶囊上的大型划一结构，以及可依人员、货物或服务流动建造并重建的斜向升降机、起重机和单轨火车。

Peter Cook（Archigram），

「插接城市」标准剖面图，1964年，M+，香港，

© 1964 ARCHIGRAM

在某些方面，这些设计呼应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建筑师的项目，例如矶崎新的“空中都市”、黑川纪章的“中银胶囊塔”与菊竹清训的“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塔”，这些作品均依据可分拆和预制胶囊的策略而设计，实践程度不一——黑川纪章和菊竹清训能够根据其构想构建项目（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只能建构一次的项目），而“插接城市”在现实中仍未实现，因为它需要制度层面上的社会变革，这已超越了单一建筑项目所能支配及涵盖的范围；建筑业与市场有其自身程序和关注的缓急轻重，不会迁就需要大规模结构转变的设计。

矶崎新，《空中都市》，1960–1963年，

© 矶崎新，图片由Arata Isozaki & Associates提供

矶崎新，《空中都市》，1960–1963年，

© 矶崎新，图片由Arata Isozaki & Associates提供

“即时城市”后来具有很大影响力和“可建性”，其概念围绕突然出现和消失的游走式建筑，由一整组可移动物体（帐篷、充气物、流动家居、热气球）和科技对象（起重机或机械人），以及视听科技（屏幕投影等）建成，它们根据特定活动或社群需要，形成自主自足的都市环境。“即时城市”短暂临时和灵活变化的特点，对追求以更民主的建筑手段介入城市的年轻建筑师来说影响深远。

Peter Cook, 

Archigram. Instant City in a Field, Elevation, 1968.

© ARCHIGRAM ARCHIVES[WI1] 

如你所见，虽然两个项目都贯彻灵活应变的概念，但一个关乎兴建有形的建筑，另一个则关乎建筑的消解。这个差异反映了Archigram理念的多样性，他们并不担心“自相矛盾”，因为其目标始终是回应现实社会的动态。

陈伯康

对我来说，Archigram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将建筑和城市生活与社会领域联系起来。它将建筑环境重新定义为动态、甚至是短暂的人类活动场所，而不是混凝土、钢铁和玻璃的静态组合，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很多方面，这是对权力结构的颠覆，它要求建筑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

AP / M+的“Archigram城市”项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在当下重新讨论和解读Archigram的构想和创作实践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王蕾

正如“Archigram城市”系列活动的介绍所提及的，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把于2019年纳入M+藏品系列的Archigram档案，纳入到中国香港、中国内地以至亚洲的脉络之中。

Archigram档案落户香港，让我们可以根据受众（建筑师、学者、学生、广大公众）及亚洲的议题、情况，为建筑与视觉文化领域开拓出从本地区出发的新研究方向，同时以全球及跨国对话为大背景，并兼具回顾历史及思考当代实践的眼光。这点显见于我们委托北京绘造社绘画的作品中，它解读了Archigram的重要思想，以及亚洲各地建筑师理念和都市现象之间的联系。

M+与香港大学建筑学系合办了“Archigram城市”网上研讨会，并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合办“Archigram城市”活动，后者邀得历史学家西蒙·萨德勒（Simon Sadler）、安妮特·菲耶罗（Annette Fierro）、哈达斯·斯坦纳（Hadas Steiner）等几位深入研究Archigram作品的学者参与，我们希望肯定这些美英学者对Archigram作品所做出的研究贡献；同时，我们也想介绍一些专攻其他学科和范畴的学者，如赖启健（主要研究东南亚建筑史）、艾丽尔·吉纳特（Ariel Genadt）（主要研究日本现代建筑）和伊万格洛斯·科佐里（Evangelos Kotsioris）（主要研究苏联建筑受科技改变的历史），一同探讨Archigram作品与其他地域环境的关系。

最后，我们亦希望展现其理念如何影响亚洲当代建筑师和其他界别的工作者，如来自东京的冢本由晴（犬吠工作室），聚焦电影、故事述说和建筑的Liam Young，以及5位中国建筑师或单位──马岩松、刘家琨、张永和、都市实践和绘造社，以反映Archigram作品与他们各自实践程度不一的异同。我们相信透过发现这些差异、火花和共鸣，能在今天为Archigram带来新的解读和意义。

绘造社，《漂浮》，2020年，M+委约创作，

© 绘造社

陈伯康

这个故事要追溯到2013年，当时我们刚开始在M+建立设计与建筑系列收藏，并很早就将Archigram作品及其理念列入其展示愿望列表之中。在当时正在香港任教，并与该Archigram关系密切的科林·福尼尔（Colin Fournier）的协助下，我们惊喜地发现，健在的Archigram成员正在为他们几乎所有的档案寻找一个家！ 

这让我们很兴奋。我们注意到Archigram与东方的共鸣甚至直接对话历来已久，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新陈代谢派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许多杰出的中国当代建筑师。香港由四通八达的人行通道、自动扶梯、媒体幕墙、弹出式广告文化组成，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生活在一个Archigram城市。把这份档案带到香港，或许会为我们思考并构建中国香港、中国大陆、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都市生活提供宝贵的资源和帮助。我们有幸获得了这份档案，而Archigram 城市研讨会则是检验我们预感的第一步。

AP / 您是否认同未来的城市或建筑应该具有“韧性”？或者您认为描述未来城市最准确的词汇是什么？

王蕾 

在近年建筑与都市规划的讨论中，“韧性”通常被定义为预期、预防和预备气候变化影响的模式，新加坡研究平台“Designing Resilience in Asia”就是一例。因此，在气候变化的前提下，建筑的韧性绝对是迫切且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在经常面对水灾、海平面上升、海啸及海岸侵蚀等问题的地区。但我认为，“韧性”亦可意味着维持更广大的社会和生态平衡，不论是缔造更公平的游戏或学习空间，还是以更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或是利用天然资源（食品安全、水资源等）。因此，“韧性”可以是一个全面而贴切的用词，去形容城市中居住系统的整体可持续性。但这需要我们来拆解、延伸这个用词及其定义，使之涵盖更多城市生活的范畴，在这种生活中，建筑或物质层面与服务或社交网络等无形事物连结交织。

“韧性”的理念本身带有预期的意味，即为将来准备，这表明着，它从当下已经开始。我们亦不能排除一些从古至今都屹立不倒的城市所体现的韧性——它们本身不一定有关科技，有时候，维持社会生态健康的“低技术”也可能与我们的现在或未来息息相关。

在过去，“未来城市”是建筑师和设计师用来表达改变或呼吁变革的用语。我们对这类建筑或都市规划理想当然深感兴趣，因为它们是以现在不够理想的现实条件或不可预知的未来为依据去预视改变，为我们的想象力带来不可或缺的冲击，亦促使我们思索要顾及目前未获妥善照料的人，以及使用尚未善用的资源。这绝对不只是关乎未来——现在、过去和将来三者必须连贯，承先启后。

绘造社，《插接》（局部），2020年，M+委约创作，

© 绘造社

Warren Chalk（Archigram），

《Capsule Homes》俯瞰图，1964年，M+，香港，

© 1964 ARCHIGRAM

陈伯康

我们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城市要生存，就必须具有韧性，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也必须具有韧性才能存活下来，但这意味着我们的所做所为不能破坏地球自身的韧性。不幸的是，我们仍然行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且步伐很快。按照现在的速度，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所面临的就不再是韧性的问题了，而是基本生存的问题。

AP / “Archigram城市”或“韧性城市”的关键理念是否能够很好地适用于当下或未来的中国？为什么？

王蕾 

香港因其基础建设密集层叠、大众媒体发达、商业活动繁荣，俨然是一座“Archigram城市”，但这只是其中一个以Archigram概念来认识、解读并呈现香港的方向。

Archigram的理念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伦敦，在现在的中国难以被直接应用或实践。今天的中国城市面临着科技、消费文化和数据主导生活的急速发展，世界各地亦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思考这些灵活应变、短暂临时、以人为本、相互连结的建筑及都市规划背后的策略和概念，能否，或怎样应用于各地城市之中。

《Archigram 1967》，1967年，

© BBC, copyright content reproduced courtesy of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陈伯康

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要从Archigram的余波中获得什么，那就是我们需要全盘重新思考，如何建设、使用并构思城市、人类与地球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因为我们赖以运作的经济体系、模式甚至世界观都太过根深蒂固，目前仍在重复和放大着太多的错误。不仅仅是在中国，各地都是如此，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大规模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

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特此感谢M+的支持与帮助

采编 / 徐抒文

杂志编辑 / 徐抒文，周淑倩，高飞

新媒体编辑 / Sai

视觉 / Sai，izzy

© 建筑实践    

欢迎联系转发，禁止在未授权时以《建筑实践》编辑版本转载。

- 上期回顾 -

- 推荐阅读 -